清明上河圖

　　共識網3月31日文章 原題：陳丹青：我為什麼不是讀書人 大家好。我不會演講，講不出什麼精彩的意思，今天就是來辯解：為什麼我不是讀書人。
　　這是一句老實話。剛纔，我在餐廳碰見上海來的許紀霖先生——幾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，我說：“你和陳道明長得真像。”他說得很有意思：“不對，是陳道明像我。”許先生真的是讀書人，我讀過他寫的書。我還聽說昨天丁學良先生也來講，他也是讀書人。深圳的讀書月，一定請了不少國內著名學者、教授，他們真的是讀書人。
　　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。我和書發生關係，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，湊成書，人家就說：你是寫書的，抵賴不掉。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，這真是要命——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，但要我對人家說“我是讀書人”，這句話說不出口。
　　大家大約知道我們這撥人的經歷。我是69屆的初中生，66屆的小學生。有一位著名文學家和我同屆——王安憶女士。1983年我在紐約第一次見她，她和她媽媽茹志娟女士來美國訪問，說要見見我，就見面了。一見面，發現她居然是寫小說的，我非常高興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這一屆讀書最少。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屆，多少讀過一點書，上過初三、高三之類，好歹67屆還上過初一、初二、高一、高二。大家要記得，20世紀60年代的中小學教育、大學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，老師的水準不一樣。
　　我還有一位老朋友，是阿城。他也就是初三畢業，但是你們要是和他談話就會發現他什麼都知道，科技知識也懂得很多，讀書之雜、之多、記憶力之好，驚人。我年輕時交到這些朋友，有什麼問題就問，沒看過的書聽他們講講，我覺得好像我也讀過了。
　　我碰到王安憶，發現她和我同屆，我們立刻有個默契：我們都沒讀過書。但是，我畫起畫來，她寫起小說來，莫名其妙都混到一點名氣，很奇怪的一件事。道理很簡單，就是，文革結束，非常荒涼。斷代，沒有人，我們就混出來了。
　　69屆初中生一定是66屆小學生，大家都知道，1966年，文化大革命發生了，一場浩劫開始了。10年間，教育停頓，學校關門。但我和你們說實話，後來我和老朋友交流經驗才知道，其實小孩子高興壞了：第一，不上學了;第二，不考試了;第三，可以在馬路當中走，全國進入無政府狀態;第四，可以跑進任何政府機關，公檢法、上海市委，小孩子長驅直入，爬到屋頂上眺望，也不知道想乾什麼，一天到晚就這樣混。混掉一年之後，毛主席想想不對，講了一句話“複課鬧革命”，我們這些小混蛋又給弄到中學去了，是指定區域的，用不著考試，你住在這個區，你就進這所中學。進去後直到1969年畢業，我不記得上過一堂語文課。沒有課本，所有課本都是反動的。我只記得上過一兩節數學，記得一句話“兩點成一線”，我想：一根線都這麼講究，我一天到晚畫線條，不知道“兩點成一線”。此外完全忘記了。又上了幾節英語課，學什麼呢？就是用英文講“打倒帝國主義”、“毛主席萬歲”。
　　我記得很清楚，英語女教師不斷教我們那幾句，反反覆復，結果一次她舌頭沒轉過來，忽然講錯了，講成“打倒毛主席”。坐在我後面的幾個女生立刻發現了，站起來厲聲喝叫：反動!認罪!低下頭來!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女生的厲害，你想想看，初一的女生，14歲。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認罪低頭，女生很熟悉這套話語。怎麼辦呢，這位老師大概有一個月左右每個班上去做檢查，對毛主席像鞠躬，認罪，哭。
　　除了這些事情，我們上學乾什麼呢？一是到工廠勞動，一是到農村割麥子，再就是看老師被批鬥，聽廣播里公判槍斃人。最長的一次公判，40多個人被槍斃，我們就跟在後面叫：“判處死刑，立即執行。”——這是讀書嗎？
　　到了1969年初中畢業，我們就被塞到火車裡，全部被送到鄉下去了。這樣一種學歷，到處和人家說“我是讀書人”，太猖狂了。
　　可是另一面，我們能夠讀到的書，全是在那段年齡，為什麼呢？書店關閉了。偶爾開著的書店，大家不能想象，架子上只有三種書：一種是馬列著作、毛澤東著作，而且是經過選擇的，並不是所有馬列書都讓你讀;然後就是魯迅的書，也是經過選擇的，有單行本放在那裡;再有一種書，就是革命小說。有一本廣東作家寫的《歐陽海之歌》，在座年齡大一點的朋友應該聽說過;還有一本是《金光大道》，作者是浩然。浩然去世了，他長得很好看，但他後來很失落，其實他寫得蠻好的——就是這麼幾種書。後來稍微多一點了，醫療書，什麼《赤腳醫生手冊》之類的。所以這樣的書店，今天不能想象。當時的書店和菜場一樣，菜場裡面沒有菜，就那麼幾種，還要排隊，還要憑票，極度匱乏的年代。
　　可是總會有一些意外發生。我喜歡畫油畫，很多畫冊就流到社會上來。紅衛兵抄家，衝到人家家裡去，把書拿出來。拿出來幹嘛呢？兩種辦法：一是當著你的面全部燒掉，熊熊烈火。我看到過好幾回上海人家，有點錢、有點家底的，一箱一箱書從樓上扔下來，堆在大街上燒掉。小時候不懂，不知道那是什麼書。還有呢，就是紅衛兵自己拿回家看。紅衛兵也要看書的，包括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紅衛兵晚上抄家，白天醒過來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你能想象嗎？一個紅衛兵，十六七歲，在那裡看普希金，看萊蒙托夫，看哪個公爵為了夫人開槍決鬥，總之，一幫野孩子在讀貴族的書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沒有當紅衛兵的資格，但是有紅衛兵朋友，大家借過來借過去，為了這事吵架：你怎麼還不還給我？其實我已經借給別人了。這樣子，抄書、燒書、封書、偷書、借書、還書，是我們青少年時代大約有一點求知欲的青年都有過的經歷。最近北島讓我們回憶上世紀70年代，其中有個很著名的作家專門談這個問題，就是文革時期我們這些人怎麼偷書、抄書。
　　這份書單，可以大約報給大家聽聽，比如說普希金、果戈理、萊蒙托夫、契訶夫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美國作家德萊塞、海明威、傑克·倫敦，英國作家狄更斯、哈代，法國作家巴爾扎克、莫泊桑。這是50後青年的共同經歷，看翻譯小說，小說範圍不用講，整個中國當時就那麼多翻譯書，一大部分還是解放前翻譯的，現在可以說是民國時期翻譯的，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會看豎排本，看繁體字，後來去美國一天到晚要看對岸的反動報紙，臺灣的豎排本和繁體字，我沒障礙，都認得。
　　中國文學四大名著，當時在我玩的幾個小朋友那裡借不到，所以非常慚愧——我不知道今天的70後、80後、90後在幾歲讀的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》、《三國誌》——我實話告訴大家，我到40歲出頭才讀了《三國誌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，非常難為情，而且差不多忘記了，不是讀書的年齡了，記不住了，只記得我在大都會博物館臨摩名作，天天臨，當中出來抽煙，就摸出《三國演義》讀，讀到關公被拉出去殺頭，眼淚下來了，心裡好委屈，其他就不記得了。
　　我到紐約時，英文還沒有好到可以直接讀原文，就看臺灣翻譯的各種哲學和文論，比如叔本華、尼采、本雅明、羅蘭·巴特、德里達。這些書應該在年輕時看，慢慢到30多歲，就有分析能力了。可是我30多歲剛剛讀。現在大學教哲學、教文論的年輕教授也就30出頭，他們高中時代就看這些書，記憶力好、概念清楚。我比他們大20歲左右，站在他們面前，怎麼好意思說我是讀書人？
　　大家知道上海、北京從前都有舊書店，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廠，他說他的讀書經驗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，下課跑到琉璃廠看雜書，就站在那兒看。上海有一條福州路，民國時期遺留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，很多宋版書、明版書、清版書。我小時候經過這些舊書店，還能看到，雖然解放後公私合營，但世世代代舊書店的味道都還在。文革開始，一夜間搗毀、關閉，沒有了，現在琉璃廠還在，福州路還在，但再也恢復不了幾十年、上百年開下來的那種舊書店格局。我前年到東京，問人家哪裡是舊書店街？說是在神保町。我坐著地鐵去，一齣來看到那條街，立刻想起小時候的上海福州路。神保町家家書店都很舊，小得要命，老闆坐在書堆中，整個空間大概就像這張桌子那麼大，在那兒吃便當，弄個小電風扇，一個小燈泡掛著。他不是窮，不是破爛，他是擺譜，他真的有譜可以擺：我這是多少世代的舊書店!
　　這就是咱們一天到晚說的人文積澱。我們這兒呢？全毀了，好好的傳統，沒了。
　　所以我剛纔說的這些書，交給今天任何一個大學本科生、一個高中熱愛文學的青年，尤其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，我說，“哥們兒，我讀過這些書”，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錯了。這是最起碼的書單。我到現在還經常認不出字，母親給我寫信還糾正我的錯別字。我母親不算讀書人，抗戰時上到初中，打仗了，再沒機會上學，出去參加抗日救亡劇團，十五六歲就走了。她是民國時期老知青，在浙江上的是鄉鎮中學，老師是日本留學回來的，教古文，教英文，所以我母親識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。她喜歡看字典，很生僻的字都認識，諸位想想，當時一個民國初中生，居然認識這麼多字。她說，她沒想到兒子怎麼會出版書，哪頁哪頁，錯別字，哪頁哪頁，有筆誤，她都知道。
　　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，也有點說反話的意思——前面一句是老實話，後面一句是反話——讀書是很安靜的事情，房間里有人，一點聲音沒有，肯定在讀書，現在變成看電腦。看電視有聲音，吵得要命——論教養，你如果真是讀書人，你不會講出來，不會告訴別人。你讀書也好，弄藝術也好，不要弄成一個身份——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。你會畫畫，你會做兩行詩，或者你會彈鋼琴，不要和人家說。這是我到國外才學會的。國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，害羞得要命，明明弄了四五十年這個專業，他拼命躲，不講，我才知道：原來教養是這個樣子。但我們這邊不是。我出國前，從沒當面聽到哪個人說：我是讀書人，我是知識分子。很少有人說這句話。1992年回國後慢慢交些新朋友，我發現真有人會說：我是做學問的，我是讀書人，我們讀書人怎樣怎樣，我是藝術家，我是雕刻家，我是詩人，我是作曲家……我聽了，好害臊：這怎麼好意思說出來呢？而且名片上還印著“某某畫院二級畫師”，然後打電話來：丹青啊，我通過一級畫師了，咱們吃飯、喝酒。這等於名片上告訴你說：我是處長，我是局長，我是廳長。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怎麼會變成一種風氣：一個人的身份那麼重要。當然，重中之重——我們黨最喜歡講“重中之重”——就是權力、就是官位。今日中國的官文化，空前重要，《官場現形記》的作者活到今天，肯定抱頭鼠竄，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。
　　可是我說我不是讀書人，已經是一句不該說出口的話，也屬於沒教養，是急不擇言。但我沒辦法，到這兒來講演就得有個題目。每次都是預約，當場要給講題，我就舉著電話在那裡現想，急出這句話，其實講些什麼都不知道。
　　一整代的教養失去了，不知道這就是沒教養，不知道什麼叫做教養。我相信胡適不會對人說“我是讀書人”，陳寅恪不會對人說“我是讀書人”、“我是研究學問的”。陳寅恪，大家知道，游學列國，懂20多種語言，可是我畫《清華國學研究院》時看他的資料，他任教填表時，就填兩種語言，一是梵文，另一種好像是德文，把自己很多學問抹掉了。他到香港逃亡，本來去醫病，結果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本人占了香港。日本人占領後，想讓他出來做事，他不肯，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，說你要出來，家裡就有糧食送過來，他不肯。結果大概有一點粗暴了，危險了——具體什麼情節，我忘了——忽然他就和日本人當場交涉，講起日語來，很流利的日語。他太太都吃一驚，不知道他日語這麼好。但是不到萬不得已，不到要出事兒了，你都不知道他會講日語，這就是教養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陳丹青：我為什麼不是讀書人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