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識網3月31日文章 原題:陳丹青:我為什麼不是讀書人 大家好。我不會演講,講不出什麼精彩的意思,今天就是來辯解:為什麼我不是讀書人。
  這是一句老實話。剛纔,我在餐廳碰見上海來的許紀霖先生——幾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,我說:“你和陳道明長得真像。”他說得很有意思:“不對,是陳道明像我。”許先生真的是讀書人,我讀過他寫的書。我還聽說昨天丁學良先生也來講,他也是讀書人。深圳的讀書月,一定請了不少國內著名學者、教授,他們真的是讀書人。
  一個人不可以隨便講自己是讀書人。我和書發生關係,是因為這些年寫了幾篇文章,湊成書,人家就說:你是寫書的,抵賴不掉。有人忽然把我說成是優秀的散文家,這真是要命——我不過當了寫作的客串,但要我對人家說“我是讀書人”,這句話說不出口。
  大家大約知道我們這撥人的經歷。我是69屆的初中生,66屆的小學生。有一位著名文學家和我同屆——王安憶女士。1983年我在紐約第一次見她,她和她媽媽茹志娟女士來美國訪問,說要見見我,就見面了。一見面,發現她居然是寫小說的,我非常高興,為什麼呢?因為我們這一屆讀書最少。在座的可能有老三屆,多少讀過一點書,上過初三、高三之類,好歹67屆還上過初一、初二、高一、高二。大家要記得,20世紀60年代的中小學教育、大學教育比今天好太多了,老師的水準不一樣。
  我還有一位老朋友,是阿城。他也就是初三畢業,但是你們要是和他談話就會發現他什麼都知道,科技知識也懂得很多,讀書之雜、之多、記憶力之好,驚人。我年輕時交到這些朋友,有什麼問題就問,沒看過的書聽他們講講,我覺得好像我也讀過了。
  我碰到王安憶,發現她和我同屆,我們立刻有個默契:我們都沒讀過書。但是,我畫起畫來,她寫起小說來,莫名其妙都混到一點名氣,很奇怪的一件事。道理很簡單,就是,文革結束,非常荒涼。斷代,沒有人,我們就混出來了。
  69屆初中生一定是66屆小學生,大家都知道,1966年,文化大革命發生了,一場浩劫開始了。10年間,教育停頓,學校關門。但我和你們說實話,後來我和老朋友交流經驗才知道,其實小孩子高興壞了:第一,不上學了;第二,不考試了;第三,可以在馬路當中走,全國進入無政府狀態;第四,可以跑進任何政府機關,公檢法、上海市委,小孩子長驅直入,爬到屋頂上眺望,也不知道想乾什麼,一天到晚就這樣混。混掉一年之後,毛主席想想不對,講了一句話“複課鬧革命”,我們這些小混蛋又給弄到中學去了,是指定區域的,用不著考試,你住在這個區,你就進這所中學。進去後直到1969年畢業,我不記得上過一堂語文課。沒有課本,所有課本都是反動的。我只記得上過一兩節數學,記得一句話“兩點成一線”,我想:一根線都這麼講究,我一天到晚畫線條,不知道“兩點成一線”。此外完全忘記了。又上了幾節英語課,學什麼呢?就是用英文講“打倒帝國主義”、“毛主席萬歲”。
  我記得很清楚,英語女教師不斷教我們那幾句,反反覆復,結果一次她舌頭沒轉過來,忽然講錯了,講成“打倒毛主席”。坐在我後面的幾個女生立刻發現了,站起來厲聲喝叫:反動!認罪!低下頭來!這是我第一次領教女生的厲害,你想想看,初一的女生,14歲。那年月一天到晚就是要人認罪低頭,女生很熟悉這套話語。怎麼辦呢,這位老師大概有一個月左右每個班上去做檢查,對毛主席像鞠躬,認罪,哭。
  除了這些事情,我們上學乾什麼呢?一是到工廠勞動,一是到農村割麥子,再就是看老師被批鬥,聽廣播里公判槍斃人。最長的一次公判,40多個人被槍斃,我們就跟在後面叫:“判處死刑,立即執行。”——這是讀書嗎?
  到了1969年初中畢業,我們就被塞到火車裡,全部被送到鄉下去了。這樣一種學歷,到處和人家說“我是讀書人”,太猖狂了。
  可是另一面,我們能夠讀到的書,全是在那段年齡,為什麼呢?書店關閉了。偶爾開著的書店,大家不能想象,架子上只有三種書:一種是馬列著作、毛澤東著作,而且是經過選擇的,並不是所有馬列書都讓你讀;然後就是魯迅的書,也是經過選擇的,有單行本放在那裡;再有一種書,就是革命小說。有一本廣東作家寫的《歐陽海之歌》,在座年齡大一點的朋友應該聽說過;還有一本是《金光大道》,作者是浩然。浩然去世了,他長得很好看,但他後來很失落,其實他寫得蠻好的——就是這麼幾種書。後來稍微多一點了,醫療書,什麼《赤腳醫生手冊》之類的。所以這樣的書店,今天不能想象。當時的書店和菜場一樣,菜場裡面沒有菜,就那麼幾種,還要排隊,還要憑票,極度匱乏的年代。
  可是總會有一些意外發生。我喜歡畫油畫,很多畫冊就流到社會上來。紅衛兵抄家,衝到人家家裡去,把書拿出來。拿出來幹嘛呢?兩種辦法:一是當著你的面全部燒掉,熊熊烈火。我看到過好幾回上海人家,有點錢、有點家底的,一箱一箱書從樓上扔下來,堆在大街上燒掉。小時候不懂,不知道那是什麼書。還有呢,就是紅衛兵自己拿回家看。紅衛兵也要看書的,包括《基督山恩仇記》、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紅衛兵晚上抄家,白天醒過來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,你能想象嗎?一個紅衛兵,十六七歲,在那裡看普希金,看萊蒙托夫,看哪個公爵為了夫人開槍決鬥,總之,一幫野孩子在讀貴族的書,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沒有當紅衛兵的資格,但是有紅衛兵朋友,大家借過來借過去,為了這事吵架:你怎麼還不還給我?其實我已經借給別人了。這樣子,抄書、燒書、封書、偷書、借書、還書,是我們青少年時代大約有一點求知欲的青年都有過的經歷。最近北島讓我們回憶上世紀70年代,其中有個很著名的作家專門談這個問題,就是文革時期我們這些人怎麼偷書、抄書。
  這份書單,可以大約報給大家聽聽,比如說普希金、果戈理、萊蒙托夫、契訶夫、屠格涅夫、托爾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美國作家德萊塞、海明威、傑克·倫敦,英國作家狄更斯、哈代,法國作家巴爾扎克、莫泊桑。這是50後青年的共同經歷,看翻譯小說,小說範圍不用講,整個中國當時就那麼多翻譯書,一大部分還是解放前翻譯的,現在可以說是民國時期翻譯的,所以我很小的時候就會看豎排本,看繁體字,後來去美國一天到晚要看對岸的反動報紙,臺灣的豎排本和繁體字,我沒障礙,都認得。
  中國文學四大名著,當時在我玩的幾個小朋友那裡借不到,所以非常慚愧——我不知道今天的70後、80後、90後在幾歲讀的《紅樓夢》、《水滸》、《三國誌》——我實話告訴大家,我到40歲出頭才讀了《三國誌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,非常難為情,而且差不多忘記了,不是讀書的年齡了,記不住了,只記得我在大都會博物館臨摩名作,天天臨,當中出來抽煙,就摸出《三國演義》讀,讀到關公被拉出去殺頭,眼淚下來了,心裡好委屈,其他就不記得了。
  我到紐約時,英文還沒有好到可以直接讀原文,就看臺灣翻譯的各種哲學和文論,比如叔本華、尼采、本雅明、羅蘭·巴特、德里達。這些書應該在年輕時看,慢慢到30多歲,就有分析能力了。可是我30多歲剛剛讀。現在大學教哲學、教文論的年輕教授也就30出頭,他們高中時代就看這些書,記憶力好、概念清楚。我比他們大20歲左右,站在他們面前,怎麼好意思說我是讀書人?
  大家知道上海、北京從前都有舊書店,阿城非常熟悉北京的琉璃廠,他說他的讀書經驗就是在上世紀50年代,下課跑到琉璃廠看雜書,就站在那兒看。上海有一條福州路,民國時期遺留的舊書店一家連一家,很多宋版書、明版書、清版書。我小時候經過這些舊書店,還能看到,雖然解放後公私合營,但世世代代舊書店的味道都還在。文革開始,一夜間搗毀、關閉,沒有了,現在琉璃廠還在,福州路還在,但再也恢復不了幾十年、上百年開下來的那種舊書店格局。我前年到東京,問人家哪裡是舊書店街?說是在神保町。我坐著地鐵去,一齣來看到那條街,立刻想起小時候的上海福州路。神保町家家書店都很舊,小得要命,老闆坐在書堆中,整個空間大概就像這張桌子那麼大,在那兒吃便當,弄個小電風扇,一個小燈泡掛著。他不是窮,不是破爛,他是擺譜,他真的有譜可以擺:我這是多少世代的舊書店!
  這就是咱們一天到晚說的人文積澱。我們這兒呢?全毀了,好好的傳統,沒了。
  所以我剛纔說的這些書,交給今天任何一個大學本科生、一個高中熱愛文學的青年,尤其是一個大學中文系的學生,我說,“哥們兒,我讀過這些書”,他面子上不笑我就不錯了。這是最起碼的書單。我到現在還經常認不出字,母親給我寫信還糾正我的錯別字。我母親不算讀書人,抗戰時上到初中,打仗了,再沒機會上學,出去參加抗日救亡劇團,十五六歲就走了。她是民國時期老知青,在浙江上的是鄉鎮中學,老師是日本留學回來的,教古文,教英文,所以我母親識的字比我不知多多少。她喜歡看字典,很生僻的字都認識,諸位想想,當時一個民國初中生,居然認識這麼多字。她說,她沒想到兒子怎麼會出版書,哪頁哪頁,錯別字,哪頁哪頁,有筆誤,她都知道。
  我說自己不是讀書人,也有點說反話的意思——前面一句是老實話,後面一句是反話——讀書是很安靜的事情,房間里有人,一點聲音沒有,肯定在讀書,現在變成看電腦。看電視有聲音,吵得要命——論教養,你如果真是讀書人,你不會講出來,不會告訴別人。你讀書也好,弄藝術也好,不要弄成一個身份——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。你會畫畫,你會做兩行詩,或者你會彈鋼琴,不要和人家說。這是我到國外才學會的。國外很牛的人站在你面前,害羞得要命,明明弄了四五十年這個專業,他拼命躲,不講,我才知道:原來教養是這個樣子。但我們這邊不是。我出國前,從沒當面聽到哪個人說:我是讀書人,我是知識分子。很少有人說這句話。1992年回國後慢慢交些新朋友,我發現真有人會說:我是做學問的,我是讀書人,我們讀書人怎樣怎樣,我是藝術家,我是雕刻家,我是詩人,我是作曲家……我聽了,好害臊:這怎麼好意思說出來呢?而且名片上還印著“某某畫院二級畫師”,然後打電話來:丹青啊,我通過一級畫師了,咱們吃飯、喝酒。這等於名片上告訴你說:我是處長,我是局長,我是廳長。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,怎麼會變成一種風氣:一個人的身份那麼重要。當然,重中之重——我們黨最喜歡講“重中之重”——就是權力、就是官位。今日中國的官文化,空前重要,《官場現形記》的作者活到今天,肯定抱頭鼠竄,根本看不懂今天的官文化。
  可是我說我不是讀書人,已經是一句不該說出口的話,也屬於沒教養,是急不擇言。但我沒辦法,到這兒來講演就得有個題目。每次都是預約,當場要給講題,我就舉著電話在那裡現想,急出這句話,其實講些什麼都不知道。
  一整代的教養失去了,不知道這就是沒教養,不知道什麼叫做教養。我相信胡適不會對人說“我是讀書人”,陳寅恪不會對人說“我是讀書人”、“我是研究學問的”。陳寅恪,大家知道,游學列國,懂20多種語言,可是我畫《清華國學研究院》時看他的資料,他任教填表時,就填兩種語言,一是梵文,另一種好像是德文,把自己很多學問抹掉了。他到香港逃亡,本來去醫病,結果太平洋戰爭爆發,日本人占了香港。日本人占領後,想讓他出來做事,他不肯,日本人到他家去交涉,說你要出來,家裡就有糧食送過來,他不肯。結果大概有一點粗暴了,危險了——具體什麼情節,我忘了——忽然他就和日本人當場交涉,講起日語來,很流利的日語。他太太都吃一驚,不知道他日語這麼好。但是不到萬不得已,不到要出事兒了,你都不知道他會講日語,這就是教養。  (原標題:陳丹青:我為什麼不是讀書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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